[面对面]黄洁夫：敬畏生命

西班牙第27届国际器官移植大会，中国器官移植事业进入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从使用死囚器官到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中国经历了怎样的阵痛？“中国模式”传达出怎样的理念？《面对面》专访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黄洁夫。

2018年7月1日，西班牙马德里国际会议和展览中心，第27届国际器官移植大会大幕开启。两年一度的国际器官移植大会是全球器官移植领域规模最大最权威的学术会议，150多位来自中国的专家参会并发言交流。７月３日，源于中国在2017年世界卫生大会的倡议，世界卫生组织人体器官组织捐献与移植特别委员会宣告成立，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被推举担任委员会名誉主席，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负责人王海波担任委员会委员，中国与美国成为在该委员会中有2名委员的国家，中国的器官移植事业发展迎来历史性时刻。

黄洁夫：这次等于中国正式登上世界移植的舞台。原来全世界有三不，因为中国使用死囚器官不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器官来源的规定，所以当时世界上规定不允许中国的专家参加世界移植的会议，也不允许中国临床器官移植文章在世界有名的杂志上发表，也不允许中国进入世界的器官移植组织。

器官移植是上个世纪下半叶由西方国家引入中国的高端医疗技术，但与其他医学高新技术不同的是，移植手术需要一个可供移植的器官，涉及复杂的医学伦理和社会文化传统，在逝者器官志愿捐赠系统尚未完善之前，利用死囚的器官进行移植手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曾存在过，长期以来，中国器官移植来源主要依靠死囚，尽管法律规定死囚应“自愿捐献器官”，但是法律执行上仍存在漏洞，这也是国外拿来攻击中国的一个主要抓手。

记者：为什么当时我们国家只能去使用死囚的器官？

黄洁夫：曾经在中央电视台哪一位记者当时问到了，中国为什么长期没有公民器官捐献和移植体系？移植事业要靠死囚的来源，当时他们说，外面都说是中国的文化落后。当时我们特别反对，因为我说这绝不是中国文化的落后，而是我们这个体制机制、工作的行政管理机制的落后，落后的是领导而不是群众。

记者：当时我们是没有这种自愿捐赠？

黄洁夫：老百姓即使想捐献也无门，同时我们国家一直是用死囚器官。你知道器官移植成了一个灰色的地带，老百姓不敢说，医生也不敢说。

记者：但是需要却是敢说的吧？

黄洁夫：需要。器官移植要救命，医生也是非常无奈。另外一方面，我们国家没有器官捐献的渠道，只能靠死囚、依赖死囚，如果这个事业是依靠死囚，永远是一个灰色地带，不能变成阳光的。另外一个方面，死囚器官的质量是非常不好的，器官的来源要求也十分严格的，在刑场上拿不到这样的器官。

上世纪80年，黄洁夫获得中山医科大学外科学硕士学位后，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医学院外科做博士后研究，3年半的时间，他成为澳洲国立肝脏移植中心外科医师。而且，在澳大利亚，他亲身经历了器官移植的全过程，当黄洁夫回到国内，在临床一线工作的时候，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器官移植与世界上先进国家的差距。

黄洁夫告诉记者，当时器官的来源是来自死囚，也不是一个正式的法规，是一个医生的要求与地方法院形成的一个规定。在死囚同意的情况下可以取死囚器官。器官移植两种手术，一种供体，一种是受体。由于心中总是有阴影，黄洁夫负责受体手术，把器官接上去，却从来没有取过器官。

黄洁夫：因为医生是一个很崇高的职业，是救死扶伤、是很纯洁的、是最敬畏生命的。自己在你的面前看到生命的终结，再去为另外的人的生命延续，不是这个终结生命的人自愿让他的器官在阳光下的延续，是对医生的精神非常大的打击。

医学的技术发展领先于法规和伦理的建设，上世纪90年代起，我国的器官移植术渐臻成熟，形成了由知名专家领衔大批老中青搭档的器官移植群体。作为我国著名的肝胆外科专家，黄洁夫成了器官移植领域的代表性人物之一。2001年，黄洁夫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

记者：当您知道了器官的来源，而且您不想违背自己做医生这样一个本分，但同时您又是在拯救生命，这个心理是什么样的？

黄洁夫：我经常讲饮鸩止渴，非常无奈。我在做副部长的期间，裘法祖教授在前几年，我们在取消死囚器官之前，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裘老的电话，裘老当时90多岁，“中国应该取消死囚器官”这个是裘老讲的这个话。过了一个星期他就去世了，我想绝大多数器官移植医生都有这种想法。

记者：你可以不去想前面，我就看后面救人的事。

黄洁夫：可是没有哪一个医生不想的。器官移植医生是一种非常崇高的，也是宝塔尖上的，可是以前在医院里大家都不大谈论这个事。器官移植的医生都是大医生，可是大家都是在世界上都觉得很没有脸面。

记者：您有过这种感觉吗？

黄洁夫：因为我是这样，我一直想改变这个事情。

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地区的卫生高层会议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在那次会议上，面对西方国家代表的攻击和质疑，黄洁夫坦承中国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主要来源的事实，这是中国首次就这一问题向国际社会正面回应，也是首次表明了中国将推进移植事业改革的决心。

承认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黄洁夫说，器官移植不能再这样做下去了，要改革！不能掩耳盗铃。

作为第一个承认的人，很多领导、好友都对黄洁夫说，估计他的乌纱帽要掉了。然而他却觉得，他是一个医生，至少他可以回去做医生，同时他是一个老百姓欢迎的医生。然而接下来，黄洁夫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最高领导的坚决支持。

承认是转变的开始，2006年，卫生部出台了监管移植医疗服务的法规，并发表了著名的“广州宣言”，向世界表明了我国移植界改革的决心。2007年5月，国务院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使中国人体器官移植工作开始走向法制化轨道。改革首先从医院开始，通过严格的技术准入规定，卫生部将原来的600多家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减少至163家。很多人打电话给黄洁夫，也有很多人去医院找他，其中不乏官位比他要大的，可是他坚持一条“小道理服从大道理”，那就是——必须服从改革的最高目的。

记者：不能让这一百多家做，凭什么不让人家那四百多家做？

黄洁夫：我用了一个技术准入。当时我规定每个医院必须有经验，是连续做二十例以上，同时生存率必须到95%以上。如果你做了以后病人很快就死掉了，这个医院就不够资格做这个手术，就不是为人民负责的医院。

2007年出台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对不规范的移植加强了监管，2010年，刑法修正案增加了“器官买卖罪”，打击器官买卖的罪行。在对器官移植进行顶层设计的同时，身兼卫生部副部长和肝胆外科医生双重身份的黄洁夫不仅自己签订了遗体器官捐献志愿书，还成为了鼓励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的“形象代言人”。2012年11月9日，就读于韶关学院医学院17岁的实习护士吴华静，因车祸导致脑死亡，家属同意将其器官进行捐献。正在广州开会的黄洁夫得知此事，连夜赶往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亲自主刀将捐献器官移植到受体体内。

黄洁夫：这个姑娘是17岁的护士，她当时是骑自行车参加一个朋友同学的婚礼，车祸就死亡了，脑死亡。因为她在做学生的时候她就说希望能够为病人，同时也有这样跟母亲说过这样的事情。

记者：家人同意吗？

黄洁夫：她母亲是非常痛苦，因为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想到她会死。她母亲晚上做梦，这个是真实的故事，梦到她的女儿告诉她，一定要实现我这个愿望。所以她的母亲是一个非常英雄的母亲，就把器官捐献了。

记者：本来这个手术应该谁做？

黄洁夫：本来应该是霍枫做的，一个非常年轻的医生。是他们让我做，因为我做有象征性，在世界上会引起很大的反响。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网站上中国器官公民捐献的照片，一直到现在还是我做手术向吴华静鞠躬的照片。

记者：您想通过仪式表达什么？

黄洁夫：敬畏生命。同时表示对捐献者的崇敬，没有她这个生命，就是没有后面三个到五个生命。同时也要感谢捐献者，才使器官移植事业在中国成为一种阳光的事业。

2014年12月3日，昆明，中国OPO联盟研讨会上，黄洁夫正式宣布，从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将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这一发言迅速引发外界极大关注。

黄洁夫：当时宣布我是鼓着很大的勇气宣布的，因为这个是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精神的感召，可是确实没有得到上面的命令。说实在的当时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遇到很多的阻力，当时有人向上面说黄部长取消死囚器官太激进，用心是好的，可是跨越了中国器官、中国的现状。世界上总是先有改革的措施才有事情的后面，如果你一定要强调先有这个事情，那中国现在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

如今，中国已成功实现移植器官来源转型，所有移植器官均来源于公民自愿捐献。当生命不可挽救时，自愿无偿捐献器官，让生命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而为了让人体器官资源得到公平透明高效的分配，中国正通过日臻完善的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筑牢社会公众的信任基石。

黄洁夫告诉记者，在2015年以后器官捐献一年比一年多，主流媒体关于器官捐献的报道是铺天盖地，群众心里有杆秤，每天都有动人的故事。在2015年前，黄洁夫担任中山医科大学的校长期间，由于取器官怕被别人看见，在匆匆忙忙赶过来的途中，中山医科大学出现翻车事故，牺牲了两名医生，一名护士重伤，一位司机至今残废了。然而现在，有六个部门的绿色通道，大家都在帮助医院、帮助医生做这件事。

2016年8月，第26届国际器官移植大会在香港召开。黄洁夫受邀向大会做了题为“中国器官移植的改革之路”的主题报告，这是大会唯一的主旨发言，也是中国第一次向国际器官移植界发声。同年10月，“中国——国际器官捐献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召开，这是首次在中国大陆举办的国际器官捐献与移植领域会议。时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发表视频讲话，高度赞扬中国在器官捐献和移植领域的进展，并将中国的国家器官捐献与移植体系称为“中国模式”。从1977年底年到2009年底，30年的时间内，中国内地仅有130位公民去世后捐献器官。2017年，中国完成器官捐献5146例，实施器官移植手术超过1.6万例。其中，86％来源于公民逝世后捐献，14％来源于亲属间活体捐献。每百万人口年捐献率达到3.72，创历史新高。器官捐献与移植的“中国模式”为世界赞誉，也为世界移植事业贡献出中国智慧，注入发展的动力。

​记者：您回过头去看您70多岁了，这一生人总是留下意义的，我这一辈子做了什么。您觉得是做外科医生，器官移植医生更出色，还是推进了这个进程做得更好？

黄洁夫：当然最有意义的是我改变了中国的器官移植，推进中国器官移植事业使中国的器官移植融入全世界。同时正大光明地站在世界的舞台中央，很快就会引领世界。